地方涉及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正在落地的过程中。

　　“我们会参照国家政策发放育儿补贴，目前重庆本地的政策还在制定中，预计是八月下旬开始预约。”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询问育儿补贴有关事项，重庆卫健委工作人员做出上述回复。

　　根据近日印发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育儿补贴按年发放，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根据此前财政部的表态，中央财政将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项目“育儿补贴补助资金”，今年初步安排预算900亿元左右。对于发放国家基础标准补贴所需资金，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比例对地方予以补助，中央总体承担约90%。

　　叠加地方需要承担的资金，以及此前已发放育儿补贴的地区有望“就高不就低”，育儿补贴的总体资金每年或将超过千亿元。

　　“不同地方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适时出台差异化的补贴政策，并与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做好衔接和规范。”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特别副研究员史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史薇认为，在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的协同发力下，未来在全国上下将形成“国家统一补、地方差异补”的立体化、多层次育儿补贴格局。

　　地方制定衔接政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提出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

　　按照工作计划，各地将在8月下旬陆续开放育儿补贴申领。因此，从7月28日政策发布之后，到8月下旬这个时间段，是各地制定衔接政策的时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家长身份，向一些城市卫健委了解具体情况。部分城市表示具体情况可询问街道办，部分城市则表示相关政策正在制定过程中。

　　上述重庆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重庆的育儿补贴申领尚未落地，因为相关政策还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会参照国家政策发放育儿补贴。”

　　四川省攀枝花市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育儿补贴的衔接制度还在制定中。当记者询问何时会落地时，工作人员表示“还早，相关信息看网上发布。”

　　事实上，对不同的地方来说，衔接政策的制定情况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对于此前并未出台育儿补贴政策的城市来说，相关政策主要就是围绕国家的标准，落实相关育儿补贴制度。

　　以北京为例，7月31日，北京印发《北京市关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工作措施》，提出结合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建立并实施生育补贴制度。

　　“对于之前没有育儿补贴政策，或者补贴范围较小，或者补贴标准低于国家的，要按国家补贴的范围和基础标准统一实施，实现政策均等化覆盖，体现政策的公平性。”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燕红7月底在相关发布会上表示。

　　另一类地区则在此前已经推出“地方版”育儿补贴制度，这类地区则需要进一步做好衔接制度的制定。

　　在国家育儿补贴政策出台后，呼和浩特公开表示，已研究制定与国家、自治区育儿补贴政策衔接实施方案，并已上报自治区卫健委和财政厅备案。呼和浩特市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实现与国家、自治区政策的融合，确保市民补贴只增不减。

　　郭燕红表示，对于各地之前已经实施的育儿补贴政策，地方要制定具体的政策衔接方案，确保本地政策和国家制度有序衔接。地方此前补贴标准高于国家基础标准的，按规定做好评估和备案工作后，可以继续执行。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有23个省份在不同层级探索实施了生育补贴政策。”史薇表示，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未来各地可以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变化趋势，设置地方标准，创新探索阶梯式补贴。

　　哪些生育政策能“省钱”？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多位3岁以下孩子的家长，他们对于育儿补贴都有自己的期待。

　　“每个月平均300元不算多，不过还是能抵一部分奶粉钱。”二孩7个月大的冉琳（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我希望补贴可以早点申请，这样就可以早一些领到。”

　　今年孩子2岁多的刘玉（化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她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担心如果线下申请手续会比较复杂。“相当于省下孩子半个月奶粉钱，但我是自由职业没生育险，更希望直接减免医保自费部分。”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表示，育儿补贴主要通过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申领，同时也保留了线下办理渠道和人工服务。

　　“我们坚持‘最小必要’原则，让‘数据多跑路’，让大家尽量少地提交材料，大家申领时只需提交婴幼儿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证明婴幼儿身份和抚养关系的必要材料。”王海东表示。

　　不过，在采访过程中，关于育儿补贴能否影响到自身的生育决策，不少家长都表示，这是一个利好，但很难仅仅因为补贴而考虑再生育。

　　“有补贴我们会更愿意生育，但这并非关键因素，我更看重孩子的教育资源和我自己的职场保障。”冉琳表示，她的家庭会根据现实具体情况而做生育决策。

　　史薇表示，研究表明，在个体和家庭微观层面，育儿补贴对不同经济社会地位和职业类型家庭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具有异质性；但在宏观层面，对于抑制生育水平下降、提升生育率具有促进作用。

　　“目前实施的3岁以下每孩每年3600元的补贴标准，对有些地区、有些家庭而言可能不算高，但对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家庭而言，能起到缓解育儿压力的作用。”史薇说。

　　在全国性育儿补贴制度发布后仅仅数日，8月5日，《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发布，提出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

　　冉琳对此颇有感触，她有两个孩子，大的孩子正在上幼儿园。“大孩的学费不便宜，如果幼儿园方面能够降低甚至免除更多收费，可以给我们减轻很大的压力。”

　　除此之外，生育支持政策中涉及资金方面的政策还包括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并将扣除标准提高到每个子女每月2000元；提高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将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个人等等。

　　这些政策都降低了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为家长进一步“省钱”。

　　史薇表示，仅靠经济补贴肯定无法完全解决生育养育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与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以及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支持政策协同推进。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一揽子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撑。育儿补贴制度在缓解育龄家庭育儿压力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但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生育意愿来说，并不是‘万能钥匙’，需要与产假、托育、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等政策协同联动，相互衔接，形成合力，才能取得最优效果。”史薇表示。